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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约束“豪杰式”翻译

  • 不久前,由诗人、作家冯唐重新翻译的泰戈尔诗集《飞鸟集》出版,这部被称为“最具诗意和韵律”的译作,在读者间引起了很多关注和争论。

      泰戈尔可以说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外国诗人,他的诗歌许多人都能够背诵,经典名句也反复被人们所引用,到今天为止,泰戈尔的诗集已经有诸多翻译版本,而冯唐新译的版本如何,也成为读者关注的问题。

      新版译作反响不一,过于强烈的冯唐风格也引起了读者不同的评价,批评者认为“不雅”既是冯唐作品一贯的风格,也是翻译作品最大的问题,有评论称是对泰戈尔的“亵渎”,诸如“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开裤裆”之类的低俗语言,“如此亵渎一个以文字优美和诗意浓厚的作品享誉全球的长者,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文化遗产应该尊重

      评论认为,对经典肆意的改造,也是对文化遗产的一种破坏。泰戈尔去世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他的作品,确实已经成为公共的文化财富,那么对于这样的文化财富,究竟如何对待?

      而且,翻译中的乱象,绝不只泰戈尔作品一家,李兆忠说:“乱翻的现象一直都很多,原因无非就那么几个,译者水平差、修养不足,或者有意恶搞、吸引眼球,再或者投入少、追求短期效应,找几个学生几天翻译一部书的事情很多,也一直都有批评的声音,但是这样的现象仍旧比比皆是。”

      “豪杰式”的翻译尚有个人的付出,即便有批评也尚可理解,而短平快的胡乱翻译,则是彻底的破坏经典,李兆忠说:“像泰戈尔这样的,他的作品已经成为世界共同的文化遗产,如果被人肆意地破坏、消解、颠覆,那么首先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年轻人读了以后,可能会认为泰戈尔本来就是这样的,这很麻烦,因为第一印象一旦建立,再要改变,可能要付出很多倍的努力。”

      创作是自由的,但翻译别人的作品不是,李兆忠说:“虽然对于经典的翻译一般不会涉及作者个人权益的问题,大多数经典都过了版权保护期,但是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妄为。前贤已死,不可能出来捍卫自己的尊严,捍卫自己的作品,但是后来人对待公共的文化遗产、对待前贤,应该保留最起码的敬畏和尊重,翻译这些作品,也应该尽可能地保持原貌,诗歌尤其如此,尽管要做到很难,但也恰恰说明,尊重原作的重要性。”

      正如网友所说:“过分地表现自己的风格,何不自己写一本诗集?”李兆忠说:“文化遗产是前贤留给我们的财富,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当然可以走得更远,走出后来人自己的路,但不必去把前贤的作品都按照自己的方法改得面目全非。”

      “豪杰式”翻译

      从来不缺“泰戈尔就这样被翻译成了郭敬明”、“这本书是冯唐的,和泰戈尔关系不大”,许多网友对于这种风格强烈的翻译表示难以接受,也有人认为各有所好,冯唐翻译也有独到之处,还有网友认为,“译者加进去的东西太多,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改造。”

      其实,类似的翻译或者改造,将原作翻译得面目全非的作品,绝不止《飞鸟集》一部,甚至从更早的时代就已经有类似的现象,比如严复的《天演论》,这部在中国现代化中起过启蒙作用的巨著,就曾经经历过严复的选择与改造,这一点早有学者提出,而诸如鲁迅等现代文学大师们,在翻译作品时也多有夹带个人色彩的习惯。

      这种对原作任意改造的翻译,堪称是“豪杰式翻译”,不过用在诗歌的翻译中是否合适呢?对此,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兆忠说:“其实诗歌的翻译是所有翻译中最难的,难在很难用另外一种语言表现出原作的诗意、文字的美感等等,不是懂外文就能翻译的。比如泰戈尔,他的作品唯美而浪漫,翻译这样的作品,最好要有对路子的译者,外文好之外,首先最好是一位诗人,而且这个诗人的风格和泰戈尔应该有所共通,这样译作才有可能深入到原作的灵魂之中,才有可能把原作的神韵重现出来。”

      诗歌的翻译是否可以随心所欲地改造,李兆忠说:“最好不要差距太大,原本唯美的诗作,改成粗俗的、下半身写作之类的作品,不太合适。更不能恶搞,这是对艺术、对诗歌的亵渎。在今天这个眼球经济的时代,有很多翻译只为了吸引眼球,获得市场效益,缺乏对于文学本身的敬畏,将文学的严肃性解构消解,对这种行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加关注,没人看自然也就自己消失了。但是倘若这样的事情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影响力,那么就应该有一种相对应的工作,告诉人们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李兆忠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翻译也要有

      职业伦理

      如何才能更好地翻译?这是一个恒久而庞大的问题,如何对待翻译工作,却是每一个翻译者、每一次翻译都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李兆忠说:“文学工作是否应该有它本身的职业道德伦理,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过去我们对于翻译,围绕着信达雅去思考,如何准确传神地完成翻译,那么现在我们要思考,是否可以对原作任意地歪曲、任意地再创作?我想是不能的。翻译需要职业伦理,而这个职业伦理就是底线,挑战底线应该受到制裁,这和创作的自由并不矛盾。”

      一种共同的职业伦理,需要更多的人来制定和认可,李兆忠说:“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东西,而且也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如何才能形成一个多数人认可的伦理?谁来负责裁定等,这些具体的问题都需要克服。但这不意味着没有职业伦理是对的、是合理的。文学工作者应该有这样一个底线式的,绝不可违反的伦理体系。”

      一个共同认可的标准和伦理对翻译如此重要,而翻译在今天,同样对于文学的发展至关重要。李兆忠说:“中国的文学水平,到今天为止,还处在模仿和学习的阶段,从现代化转型以来,这么多年的学习,还没有真正让我们站在世界的前列,所以学习仍旧是重要的事情。翻译对于文学创作来说,也仍旧是最重要的创新动力之一,现在我们的翻译确实很快,许多获奖作品,第一时间就会被翻译成中文,作家们看到这些作品,也能够学习到那些世界一流的作品中的文学经验。这是翻译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但是,快速的翻译并不意味着高质量的翻译,李兆忠说:“很多作品拿到手里,才知道翻译问题太多了,有的甚至无法阅读,这是很需要重视的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翻译仍旧有内在的需要,仍旧在左右着文学创作的走向,因此翻译本身的走向、翻译的质量事关重大,不可忽视。”

      押韵不一定是好诗

      此前的报道中表示:“此次冯唐翻译《飞鸟集》最大的突破在于,会尽全力押韵。”冯唐也表示:“诗歌应该押韵,不押韵的一流诗歌即使勉强算作诗,也不如押韵的二流诗歌。”而在寻找押韵的过程中,冯唐越来越坚信,押韵是诗人最厉害的武器。

      古典诗词有格律,许多外文诗歌也同样讲究押韵,那么押韵是否真的就是诗歌“最厉害的武器”呢?李兆忠说:“显然,说这样的话,是对文学的转型不够了解。”

      从传统诗歌到现代诗,是否遵循格律是一个典型的变化。李兆忠说:“相对于传统的格律诗,新诗最大的区别,就是不必遵守格律,不必押韵。这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所致。传统时代,多使用单音节词,一个字就是一个意思,以古典诗歌而言,可以说是一种字本位的创作。这样的创作,合辙押韵,显得朗朗上口,既不损诗意,又有韵律的美感。尤其是唐朝以后格律诗成熟更是如此。而且,韵律的美感不仅仅是押韵就行,还有一整套完整的格律。所以仅仅说押韵,即便是对古典诗歌来说,都不完全。”


      现代汉语的出现改变了诗歌的创作,李兆忠说:“现代汉语的出现,使得许多传统的单音节词汇变成多音节词汇,这样的情况下,硬是追求格律押韵,就很麻烦,很可能造成形式和意义的矛盾。当然,这不是说不能押韵,押韵押得好,自然也没问题,闻一多他们也曾经讨论过类似的问题,现代诗产生时间比较短,还远远不够成熟,闻一多他们的时代如此,今天依然如此,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当然,这也有一种不成熟的美,也有不少好的作品,甚至也有一些押韵押得不错的,但是不意味着,现代诗就一定要押韵,这样的说法不太恰当,对于一首诗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诗意、新意。”

      诚然,押韵有押韵的好,但并不是押韵就一定好。对此,李兆忠说:“装饰性的美,确实是诗歌的最大特点,外文诗歌也多有讲究押韵的。但是押韵并非好诗的唯一标准,其实押韵根本不难,那些打油诗、顺口溜之类的全都押韵,但就是经典了吗?光追求押韵,只是低端的做法,还需要追求诗本身的内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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