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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出新规能否管住医院号贩子

  • 统一号源管理 试点“专家团队”模式
      北京出新规能否管住医院号贩子
      2月17日一早,北京同仁医院周边的路口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引导员——导医咨询,这些人手持写有“挂号找我”的牌子,解答前来就诊患者的挂号咨询。从院里走向院外,除了为患者提供服务,这项新服务还有一个重要目的:打击“号贩子”。
      1月29日,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召开了全市打击“号贩子”工作部署会,出台了包括统一号源管理,取消医生个人手工加号条等5项措施。
      春节后,不少医院的“号贩子”死灰复燃,北京市卫生计生委2月16日又召开了打击“号贩子”专项工作部署会,要求医疗机构落实春节前工作部署,进一步查找薄弱环节,推动工作落实,如查实医院内部人员与“号贩子”内外勾结,将严肃处理。各家医院同时出台了相应措施。
      作为全国知名医院,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两大重点学科一直存在挂号难的问题。导医咨询走向院外,就是同仁医院新推出的5条措施之一,其他还包括不限国家重点学科眼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普通号源;延长眼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家门诊出诊时间,从日间普通门诊到晚间黄昏门诊,保证所有挂出号源都能当天看完;统一复诊患者约号等。
      “号贩子”久打不绝
      “号贩子”在北京各大医院已成“公害”,这些人不仅在医生、保安、患者面前毫不避讳,甚至还在名片印上“发扬雷锋精神,诚心为您服务”的字样到处散发。一个14元的主任医师号,被加价300元;一个200元的专家号,在他们手中变成600元、800元甚至更高。
      面对“号贩子”,患者一方面是痛恨,另一方面是无奈和屈服,很多人千里迢迢来到北京,为了能及时看上病,不得不从“号贩子”手中高价买号。
      1月底,一位东北女孩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挂号时怒斥“号贩子”的视频在网上疯转,点击量达到上千万次。这位替生病母亲挂号的女孩的控诉,触动了很多人。
      此后,北京开展了一系列打击医院“号贩子”的专项行动。1月19日,北京西城公安分局先后在区域内的广安门中医院、协和医院、宣武医院抓获12名“号贩子”;1月25日,民警又在广安门中医院抓获7名“号贩子”,其中4名被治安拘留。
      其实,打击医院“号贩子”,北京警方一直在行动。早在1998年,北京东城公安分局就针对同仁医院的“号贩子”展开统一行动,抓获“号贩子”138名。
      2015年5月,警方开展一个月集中整治“号贩子”专项行动,出动50余次。同年,仅在“号贩子”猖狂的北京儿童医院,警方就组织过20余次专项行动,抓获“号贩子”245人,拘留173人。
      尽管警方开展了这么多次集中行动,“号贩子”依旧是北京各大医院的就诊“毒瘤”。
      医疗结构出了什么问题
      东北女孩怒斥“号贩子”的视频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是因为不仅道出了患者的心声,也折射出医院的无奈。目前,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一天的门诊量约1.1万人次,而医务人员400多人,显然是超负荷运转。
      北京儿童医院的门急诊量2014年达到337万人次,日最高门诊量超过1.3万人次,而医生只有600多人;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的门诊定额是15个号,实际上每位医生经常加三四十个号,普遍要看到五六十位患者。
      北京共有60多家三甲医院,在全国百强医院排名中,北京占到23家,居全国之首,年门诊量高达两亿多人次,其中三分之一是外地来京就医患者。
      毫无疑问,供求不均衡导致“号贩子”长期有生存空间,尤其是在医疗资源集中的北京。那么,这是医疗资源稀缺造成的吗?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国务院国家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恩曾给媒体提供过两组数据:美国每千个人平均拥有床位只有3.1张,而我国目前每千人拥有的床位已达4.8张,“所以说总量上并不是根本的矛盾,但结构上出了非常大的问题。我国2015年的门诊量近80亿,但只有两万多家医院。几十亿的普通门诊量涌向两万多家医院,这个问题不解决,永远都会面临拥堵的常态,所以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通过改革把普通门诊引向社区。”
      “专家团队”能否按“病需”分流患者
      统一号源,加强退号、复诊号的管理,将是北京各大知名医院头上新的“紧箍”。今年上半年,北京市部分医院还将试点“专家团队”工作模式,按病情分诊、转诊求诊者,把专家号留给病情疑难、危重的患者。
      这是2月16日在打击“号贩子”专项工作部署会上,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北京市医管局共同作出的决定,目的是让有限的专家资源更好地为疑难重症患者服务。
      “专家团队”模式能否按“病需”分流患者,成为除分级诊疗之外,杜绝“号贩子”的一剂良药?
      “号源紧张,是‘号贩子’存在的根源之一,而专家一定是少数人、紧缺的。在这种情况下,要研究的就是分配方式,如何提高专家服务的效率。”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的一位负责人解释,“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要在顶级专家手里才能解决,绝大部分不需要顶级专家出手。一般性问题在工作团队层面就可以解决,少部分需要顶级专家出手的,工作团队可以完成基本检查等任务,减少专家一般性工作量,提高效率。”
      这位负责人认为,实际上这是将专家资源依靠时间要素分配,变为依靠经济,也就是特需的资源分配方式。
      据了解,类似的做法,在一些医院已开始实施。这种方式,既可以及时医治病人,专家又能言传身教指导培养年轻医生。
      另外,“号贩子”的号源渠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雇人排队,还有一种是以各种方式要求加号,甚至威胁医生。对于医生而言,诊疗时间有限,加号多了,不仅医生疲劳,诊疗质量也会相对下降,而利用专家团队可以弥补这一问题,同时也要严格控制加号不给“号贩子”可乘之机。
      “这一探索,具有医学伦理的意义,反映了医改正确的价值观,体现了对医学规律的深刻把握。”长期从事卫生政策研究的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钟东波认为,采取“专家团队”的就诊方式,要改变医生的薪酬分配方式,不能再简单依靠工作量、经济收入来支付医生薪酬,而应基于组织化、体系化、高度分工合作的岗位设计来支付薪酬。本报记者 李新玲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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