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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须带着谦卑和虔诚

  • 近日,作家冯唐重译泰戈尔诗集,由于遣词造句上对前人多有突破,遂引发争议。

       泰戈尔的诗歌素以意蕴丰厚、气质浪漫而广为传颂,国内已有多种译本,郑振铎和冰心的译著,更是被读者推崇为难以逾越的经典。冯唐当然仍然可以选择泰戈尔的诗歌作为翻译对象,但毋庸置疑,其译作私货太多。如果说贸然将原来的无韵诗改为韵体已属大胆,那么更甚的是,他还在译文中掺入俚俗的网络词汇,令诗歌风格陡变。事后,冯先生陈述了诸般理由,但毕竟掩盖不住一个事实:翻译从不是如此理所当然。

       翻译产生的根源是不同民族国家彼此使用大相差异的文字,文字的差异使得统一的沟通难以完成。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最初由一种民族文字构成,为突破文字差异的藩篱,在全人类范围内共享精神创造的成果,翻译便应运而生。翻译是人类交流沟通的产物,交流的持续进行也表明,在相异的文字背后,不同地域的人类均具有相似的情感结构,人情的共通使翻译从构想变成现实。这些相似的情感结构,心理学上称之为“通感”。在翻译过程中,尽管文字发生更动,但所传达的人类通感依然被完好地保存下来。虽然翻译是对原作的模仿,在模仿过程中,原著的些许风韵不可挽回地消失,但好的翻译毕竟没有破坏作品完整的审美效果。审美在概念表述上具有同义反复的一面,这意味着,原作品最初将美置放在自己内部,通过艺术鉴赏,美才能被释放出来。伟大的作品是作家赠予全人类的礼物,只有恰如其分的翻译,才配打开它。


       诗歌较之一般文学作品的翻译,具有特殊的复杂性。这是因为诗歌带有更强的主观性,在艺术处理上更愿意追求情感的直观表现。为此在阅读诗歌原典时我们就需要对其进行“翻译”,这是不付诸文字,而是仅仅交托不同心灵体验的翻译。有人认为,诗歌的主旨往往遁形于无迹,主题时时既在场又缺席,难以捕捉。但如同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诗歌虽不依赖缜密的逻辑,却能够更加沉稳、有力地击中人的内心,激发人类的原始冲动。诗歌对于翻译者,兼有折磨和挑战之二重魅惑。古往今来,名家对于诗歌多不敢妄译,若通过“解释”而能略窥堂奥,已属相当大的成绩。田德望先生当年翻译但丁的《神曲》,仅止于以晓畅的散文将原典神韵表露分毫,这种分寸感和虔敬的态度,恰是田先生已切近原典旨趣的明证。

       翻译往往发端于阅读过程中产生的冲动。实际上,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并不能体验到放诸四海的自由,因为阅读方式和审美效果都早已为作家的构思圈围住了。但突破有限自由而实现对原典的解构性阅读,这种欲望恐怕常常悬揣在冒失的翻译家心中。文字总不免打上历史的痕迹,但我们绝不会冒失到假充作者,以现代人的口吻翻新作品。而译著,由于少了大师光环的庇护,要冒犯起来似乎就容易得多。

       这里并非要取消冯先生重译泰戈尔的自由,但若泰戈尔的作品需以时代的网络语言来时时修缮,大师的高妙隽永似乎也不比网络上偶然风行的涂鸦草创来得高明。郑振铎先生的译著,文字平实,带着东方特有的韵味,这与泰戈尔原诗浪漫舒缓的气质就相当贴近。冯唐先生也在《翻译泰戈尔〈飞鸟集〉的二十七个刹那》中表示,泰戈尔的文风偏“软”,与自己的风格迥异。但若殊途而不同归,止步便好,何须粗暴地猛戳自己的图章,从好读者一变而为坏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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